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答案——专访浙江大学耿曙研究员
本期嘉宾·耿曙
耿曙，美国德州大学政府系博士，浙江大学文科百人计划A研究员，现任教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，并担任博士生导师。曾任教台湾政治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，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、图宾根大学、海德堡大学等校讲学。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经济、组织社会学/经济社会学、比较政企关系、基层政府组织、台湾研究/两岸关系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。曾于The China Quarterly、The China Journal、《经济学（季刊）》《社会学研究》《政治学研究》等国内外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50余篇，专著编著10册、学术论文集论文30余篇。
编者按
在政治经济学领域，我们已经对话了朱天飚、黄琪轩等著名学者，对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概况和国内研究现状有所了解。那么在中国问题上，政治经济学又能给出什么样的回答？如何看待中国发展中人事体制的作用？如何思考转型期政府人事体制和政企关系改革？中国“领跑”又该如何进行？此外，作为一流学者应如何准确定位学术取向与时代潮流的关系？如何根据环境制定研究策略？本期政治学人有幸邀请到耿曙研究员，带领我们深耕中国研究，领略政经魅力。
首先，我求学经历其实不多元，说到底就是“标准美规”。一开口人家就晓得，一整套“社会科学”思路（常被朱天飚老师曝光）。算得上多元的是我学科倾向：拿的是政治学位，曾经任教经济学院，现在转入社会学系，发表多属中国研究（China Study）。同时，研究兼采定性与定量方法。所以我讲的“案例研究”，会兼顾理论建构与论证严谨。
如果回头检讨，“跨学科”与“多方法”其实挺好。因为国内外学界，都有各种隔阂：定量不懂定性，定性不会定量——也许自以为懂，但除非你做，否则不真懂。另方面，社会学很少吸收经济学思路方法；经济学这厢又睥睨一切，只想指教，无心请益。这都不利分享与启发——如贝克尔（Gary Becker）说的，歧视终归导致低效——换言之，跨学科交流助益良多，但前提在彼此了解。
至于研究主题，个人一路走来，跌跌撞撞，专注哪个主题，偶然成分很大。例如博士阶段，侧重扈从关系（clientelism），偏政治社会学。论文济南蹲点，出发点是嵌入/网络视角，但指导我的是刘世定老师。刘老师惯于通过微观视角，推敲制度/现象，所以我又转向理性选择。正式执教之后，研究先分两块，一是国家—市场关系，侧重政企互动、地方发展；一块围绕身份认同，涉及族群关系、移民研究。后来转任上海财大，为配合我们同学——全是经济学博士——认同慢慢不做，目前就剩同中山大学林瑞华老师合作的两岸研究。取而代之，其一是上海大学庞保庆老师、华中师大钟灵娜老师带起来的政府人事领域，偏组织社会学/组织经济学；其一是华东理工陈玮老师所引发的产业政策、发展型国家研究。这两块是目前研究重心。
所以说，回顾前尘，我的研究视角与议题，一直追随师友启发、时代潮流、研究优势而多次调整。“二十余年如一梦”，现在蓦然回首，变化还真不小。
是呀，我认为社科研究——其实任何研究——必须回应时代潮流。当然，社会科学并不等同“对策研究”：研究最终虽得服务社会，但学者不必化身实践人士，整日思考“怎么动手”层次的问题？不同角色之间，应该有所分工。社科研究虽由问题触发，但关心的却是广泛的通则。马克思研究英国社会，既不是“英国研究”，也不在提出对策，而是对工业社会/资本主义的系统分析。
因此，社会科学的研究，终须上升到理论层次，也还得讲究观点原创。但国内也有种看法，认为“人家做过的主题，就不能够再做”，这却有点矫枉过正。一般而言，学界关注的主题，多半是重要问题，往往更值得研究。但因此也更不能人云亦云，否则得是“立志做二流”，甚至沦为“二道贩子”。对此，我经常建议我们同学，不妨借助《They Say，I Say》自我考察：好的研究既要与主流对话，又要有别于坊间观点，这才容易赢得青睐。
我们再回到时代潮流。国内专心学问的师友，对此常有几分不屑。这当然与各种“摇旗呐喊呼应口号”“观察评论提对策”著述太多有关。但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因噎废食。就如“任何历史都是（某种意义的）当代史”，好的研究肯定离不开时代潮流。对此，不妨以China Study领域为例，看看当时潮流如何影响议题设定。对这大概可以这么说：只要说出论文题目，估计便能猜着哪年开题。为什么？不同时期，各有关注。
回顾1990初期，苏联解体影响所及，学界普遍关注央地关系；到了90中期，中国既未私有转型，还能超常增长，乃纷纷聚焦集体企业的产权问题；再到90晚期，东亚爆发金融危机，泰印韩日此起彼伏，以此考察中国，国企转型、金融坏账变成重中之重；接续迈入新千年，中国入世，全球开放，向前拉动的是国际市场，向后掣肘的是农村农民，两者同成研究热点。到了2000中期，两者又分别延伸为“对高速增长的解释”与“对抗争政治的评价”。再到2010之后，增长维持不坠，抗争蚍蜉撼树，中国的“执政长青”乃成定论。但中国究竟怎么办到？如社交媒体治理、社会分化应对、体制调整适应等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。
上述研究为何紧追潮流？因为我们不怕观点受到质疑，唯恐著作横遭轻忽。要擒获各方目光，必须紧扣热点议题。典型如康乃尔大学倪志伟教授（Victor Nee），只手挑起“转型理论”之争。虽然到处引人批判，批判也得藉由“类似倪志伟….”起头。结果倪的引用最多，名气最大，最早膺任讲座，AJS还特开“转型研究专题”（1996）。所以对时代潮流，虽不能随之起舞，也不能弃而不顾。至于是否远离时代，才能铸成经典？我倒觉得未必。即便针对决当下问题，只要问题够深，研究透彻，都将具有普遍意义，故能不朽长在。因此，问题不在紧扣时代，而在能否问出洞彻、深刻的问题。这需要训练，训练方法靠经典研读——通过精读原典，分享争辩所见，学着提出问题、放开理论想象、锻炼思辨能力、同时积累思考素材，为第一流学问奠基。
为学必须追求一流。记得牛铭实老师曾说：“学术上永远只看第一流，没人记得第二三四流。”所以，想在学问上建树，要么已经是一流，要么正朝一流努力。如果一点希望也没，或者一开始就大刷论文，争个二流，这学术事业是没意义的。据个人所见，此时不妨多多贡献于教学育人。再顺便谈谈教育工作，其实我辈中国学者，很难跻身世界一流，但展望下个世代，就绝对大有可为。因此培养后进意义，甚至重于自身著述。目前重奖鼓励发表，却相对轻忽教学，恐怕不利民族千年大计。当然，这都是相对而言的，教师当然还得做研究：孜孜矻矻于思考著述的，课堂教学不常更加有料？何况还能发挥些“以身作则”效果。
的确如此，这涉及国内研究发表环境。如各位所见，我们团队基本上是研习比较政经理论，却研究中国政经问题。为何如此？这是基于相对优势设定的研究策略。就理论奠基而言，我们通过多门“讨论课”（seminar），要求同学事先精读经典，课堂交流分享，发展系统思路，鼓励辩论交锋。这些训练都在“练兵”，但真要研究比较案例，似乎时候未到。例如拉美研究，全国有多少训练完整的专家？多少相关领域的藏书？多少可资利用的数据？多少出国调研的机会？多少研究成果的积累？相较个人出身的德州大学Benson Latin American Collection，可是穷尽我们一国之力，还远比不上对方一校。
所以我们学习拉美政经，却不研究拉美发展；我们专研中国议题，起码现阶段如此。之所以围绕中国发展，既因为对人类历史的重大意义，更基于团队自身的研究优势——身处庞大整齐的学术社群、生活其中的深刻体会等。若配合良好理论准备，能从理论、比较视角发掘问题，再结合扎实、前沿的方法训练，便不难提炼出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。所以，放在中国学者面前的，是个难得的研究契机。
如同我们所知，迄今各种社科理论，多出自西方经验。由于中国起步太晚，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变迁——如工业化、城市化——只能指望西方学者引领。例如处于1930年代，想了解工业组织，必须研究福特汽车，如流水线、激励制、福利制等。但反观今天，很可能是苹果—富士康的跨国外包/模块生产关系。20世纪晚期中国的轰然崛起，配合席卷而来的全球潮流，形成不同西方传统而又具历史意义的体制安排——无论宏观如国家社会关系、中央地方关系、政企关系结构；微观如地方政府角色、政企互动结构、政府人事激励——都值得进一步的探究与总结。例如个人曾针对中国政府介入，提出两个层面的逆势发展——逆发展阶段、逆全球潮流——那么，我们的介入能否成功？肯定具有人类历史的意义。或更广泛的说，中国能否发展出不同西方的政社制度，走出不同既往人类的发展道路？这样的研究，能不震撼人心？面对难得研究契机，我们若做充分准备，怎么不能好好把握，做出光芒四射的学术成果？
这个问题问得透彻，看穿我们研究思路。我们这一系列的研究——无论针对官员任期、官员投入、目标设定等——都在凸出结构/制度影响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团队（包括庞保庆、钟灵娜、陈玮几位）其实在同经济学者辩论，他们是政府人事研究的主流。
两相对照。经济学思路是：在既有的规则下——例如越好表现，越得提拔——当事官员或者激励强弱有别，或者转向机会主义。换言之，他们总会凸出个体能动（agency）。我们侧重制度/体制影响（或政策policy regime），让当事人难以抗拒，甚而心悦诚服，主动迎合。换言之，由于存在结构/制度/网络之中，个体的目标与需求都是社会界定的，虽为物质激励所诱导，也为社会压力所驱迫。打趣的说，经济学教你怎么做选择的，社会学则告诉你，其实你没啥可以选择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代表社会学/政治学思路，与经济学研究类似的问题，但是迥有别的视角。
除此之外，主流途径对素材要求偏高。我们团队则觉得，置身中国研究环境，不能只仰赖系统完整、大量精确的定量数据。倘若如此，太多问题无法研究；对中国发展的理解，将过于片面或者局部——想要研究这个世界，不能只看OECD。对此，我们会建议兼采实地调研、深度访谈，帮助考察与探索，再视情况结合定量方法。换言之，有别主流的思路，加上较为多元的方法，或许能够创造出政府人事研究的优势。
这个问题也问得极好，可以借助几个研究回答。首先，作为理解背景，陆媛静与我最近一篇论文主张，中国之所以高速增长/有效治理，关键在通过有力奖惩、明畅考核、限制流动等三种制度安排，所形塑的政府人事“强激励制”（high-powered incentive system）。受此强大驱迫，官员拼命投入，从而创造所谓“中国奇迹”；但同样安排，也催生各种机会主义，导致短期行为、过度执行、无法协调等问题，也酿成不少负面影响。
至于展望未来，基于相关研究——如唐睿、刘红芹（2012）、洪源远（2016）、左才（2017）——我们认为：多元考核指标，将不利明畅考核，进而弱化“强激励制”。其实不止于此，近年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，如阳光工资、反腐倡廉，都将削弱“有力奖惩”机制；又如执政问责、多元考核则不利“明畅考核”机制；两者连带促成下海转岗，加上社福体制日臻完善，还将强化体制内外的人员流动，种种都将腐蚀现有的“强激励制”。这些症候还又涉及陈玮、张思意与我的“为官不为”研究。根据调查发现，近年各种体制改革，将通过弱化行为激励、增大决策风险，节制官员的拼命拼搏、过度作为。因此，社会所谓懒政、怠政、不作为等，其实都属改革过程中的不适应症。究其本质，其实是经过收入合理化、行为问责化的行政体制改革，政府行为回归“官僚体制常态”罢了。
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，我们也进一步思考如何创造出一种既有权、又有责的政府行为模式。目前社会议论的高薪养廉、容错机制，方向固然没错，但前者必须减少冗员，因此难度不小；后者又得厘清“容错”与“问责”的界限，也得慢慢摸索。对此，个人基于多年基层调研，主张问题核心在于“内部人控制”，出路则在充分信息揭露，这就不止形式公开或内部监督，还需要让媒体与公众适时参与进来。
我们这方面的著作，主要由陈玮引领。细看这个研究领域，可以划分出两类思路，一类问题是“什么产业政策适合？”一类则探讨“为何出现某种政策？”经济学者的研究，多在前一个领域，政治社会学者，比较关心后一类问题。针对两类主题，我们看法如下。首先，若问何种产业政策较好？我们主张考虑“发展阶段”：因为基于上述作用机制，处于“追赶阶段”国家，必须政府介入，政府介入也易成事；反之，进入“领先阶段”之后，无需政府主导，政府主导反易坏事。其次，若问为何形成某种政策？我们侧重“权力博弈”：如若政府力所能及，一般不致自愿退出——否则将渐失权力、威望、利益。也因此，对于政策形成与落实的理解，首先在基于权力影响，指认要角（player），再明辨其利害得失，进而分析各方互动过程。结果即充分落实的政策产出。
针对前一问题意识，我们可以推敲所问的体制转型问题。对此，必先区分方法论上的“理性主义”与“制度主义”；其中波普尔（Karl Popper）属于前者，而库恩（Thomas Kuhn）则主张后者。反映在产业政策辩论上，林毅夫延续波普尔思路，杨小凯则偏向库恩，因此强调“后发劣势”——基于特定制度的路径依赖。但对林毅夫而言，当局可随发展历程，不断与时俱进，不致出现“制度陷阱”。但“理性主义”也面临认知与利益两方面挑战。前者涉及人类认知局限，理性主义通过试错、学习等“演化版理性”成功应对。但后者比较麻烦，利益结构一旦成型，一时之间很难打破。
如果是这样，又再回到后一个问题意识，打破既得利益结构，必须靠强有力的政权。因而形成“改革悖论”：政权能力越强，越没意愿改革，何必危及自身；反之，政权能力越弱，越没能力改革，难以撼动结构。也因此，改革最佳契机，在政权能力够强，又意识未来隐忧，为保长治久安，故须猛着先鞭。这个思路，似乎应有一些启发。
这问题太好了，也是我们近作的论点。该文就后进国家的发展历程，辨别出三种“政府介入”的政策模式，即国有官营、产业政策、平台扶持，并论证发展策略的成效，必须适应所处发展阶段。首先，处于发展起步阶段，面对资本、人才两缺，只能仰赖政府征集、交由官僚经营，自然形成国有官营，常见发展后进国家。其次，处于发展推进阶段，民间条件渐富、公营问题渐显，却仍受制规模技术，缺乏竞争优势，故须通过产业政策，保障呵护、挹注资源，促进产业茁壮，此即一般所谓“东亚模式”。最后，已臻发展竞先阶段，增长仰赖技术创新，扶持已难奏效，此时政府最宜退居幕后，促成合作平台——高校、产业、政府“三螺旋”，再媒合金融风投——同时引入风险控管、竞争进退机制，协助孕育技术创新。
换言之，鉴于过往发展经验，即便“发展型国家”，也须在不同阶段权衡利弊得失，不同分身出现。但迄今相关研究，或局限单一时空，或针对特定案例，未能打通发展阶段，提出扩宽历史纵深、兼顾动态演化的“政府介入”理论。有鉴于此，我们做了初步的尝试。就此还可借鉴陈玮两项比较研究,其一涉及欧美先发转型、其二围绕东亚后发转型。首先，我们勿看今日西方，判断性属市场经济，便推论市场有效；它们多在强大以后，方才大幅自由开放。其次，我们勿就东亚经验，认为性属政府介入，便推论介入有效；它们都在成功以后，推动各种艰难转型。换言之，唯有与时俱进，方能繁荣不辍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正可开发格申克龙（Alexander Gerschenkron）意义的“后发优势”：不只可以借鉴政府引导，扶持产业发展的做法，还能参考取得领先优势，转向创新驱动的经验。但当然，阶段类似，形势有别，加上条件不尽相同，我们只能扩宽视野，多方借鉴，摸索出自身发展模式。但总的来说，越接近领先地位，越失却仿傲机会，更须通过多元、分散的体制，创造试错、学习的效果；更得挥别集中、权威的体制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维。这还不只产业层面，还将涉及政社制度、教育模式等。当然，在这样全面体制转型的过程中，政治必然是重中之重，必须高屋建瓴，把握方向与节奏！
我觉得所有社会科学，甚至人类知识中，最核心、最关键的就是政治学。这不是因为我学它，而是因为其围绕“权力”展开。诚如前述，任何重大举措，都离不开权力运作。所以，别说什么客观中立、科学决策，不是掩耳盗铃，就是无法执行。只要攸关国家民族、人类命运，举凡是重大问题，都是政治学问题！政治学者应优先发言。
但也因为这么“要害”的地位，常给政治学带来困扰。由于质疑各种光鲜决策，揭发背后权力运作，政治学从来不是中性的，而是天生的批判性格，学好也发不了财。也正因为这样，社会对其一般缺乏好感，政治学只能“借壳上市”。
80年代学科恢复，90年代迎来发展。在初期阶段，政治学建在国际关系学院里头，背的是国关外交的壳。进入新千年后，越来越多进入公管学院，披着政府管理的马甲现身。但无论国关、公管，按理只算下属学科，发展时间偏短，理论积累有限。更值得关切的是，两者都有很强实用性格，习惯承接各级政府课题，研究成果多偏对策性质。但政治学属基础学科，侧身国关、公管之列，总觉格格不入。所以相较兄弟学科如经济、社会，政治学科发展相对迟缓。也因此，学者经常犹疑、摆荡两个极端之间：一边是传统思辨，对照西方发展，与社科交流偏少，同史学、哲学、法学互动频繁；另一边是新锐前沿，几成经济殖民领地——只要来个经济学者，就能轻松碾压一片。问题症结则在各种制度安排，未必有利学科自主发展。
那么出路何在？根据个人看法，若能以“权力”为核心，旁及“制度”“冲突”等概念，先建立自身的认同与自主，再参酌经济、社会等学科理论，援用计量、田野等多元方法，则可与其他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开放交流与对话。一方面大步前进，鼓励理论引导的经验研究，推动学科理论的建构工作。另一方面警惕“技术崇拜”：尊重事实固然没错，但仍须反思、检讨考察手段，兼顾“实质了解”与“技术途径”。例如研究中国问题，还得多看多听，实地调研，然后琢磨推敲，再才结合方法与技术。类似上述方向，浙大近年组建学院层级的社会学系，邀聚十余政治学者，尝试鼓励学科间对话，或能为政治学科的发展方向，增添一种尝试与可能。
实事求是的说，学术界将越来越艰难。因为首先供需结构在变，培养越来越超过需求，工作越来越难找/难留；其次，各校多采“强激励制”——要么低工资、高奖励，要么合同制、非升走——研究做不出色，未来保饭碗、有尊严都难。因此，学术之门，必须想好再进。
对于青年学子而言，哪些要素重要？第一当然是有兴趣。但兴趣是可以培养的——通过读书思考、相互探讨——“独学而无友”，很难萌生兴趣。所以学术环境选择，绝对是至关紧要的：包括院校层次与导师层次；良好的环境中，可以亲炙为学之乐，可以避免误导激励。其次要有追求。须知未来30、40年的生活方式，将取决于今日生涯抉择。那么追求什么？主要是自由。毕竟，今日社会各种职业，自由难比高校教师——包括身体自由、思想自由。所以，选择之前，要好好问自己：我在乎自由吗？非常在乎吗？这将有助厘清志向，万一遭受挫折，也能坚持挺住。
至于未来学者的培养，正是研究生教育的重点。据个人经验，主要可分三块，理论、方法、实作。目前培养体系，重方法的轻忽理论，重理论的不懂方法，但两者怎可偏废？先说理论。最好通过“讨论课”进行：众生同读经典、促成交流分享、还能鼓励诘难，锻炼思维表达。其次是方法。先得搞懂什么是社会科学，再配备各种搜集、分析素材的技巧，并在论文剖析过程中反复印证。最后是实作。田野调查需要经验，定量检测需要经验，写作发表更要经验。我甚至觉得，最好的培养，就是合作发表。对青年学子而言，谁能带我发表，谁是我的老师——一次充分无间合作，能够增加十年功力。
可是麻烦来了，上述的培养训练，常在选择院系导师时，就已基本确定——好的环境给出方向与压力，好的导师提供引导与扶持。所以，第一要慎选培养环境，一失足或成千古恨。第二，如果环境不佳，得靠自我锻炼，包括选听课程、启动研究、尝试发表，尤其通过发表来自我锻炼。如此或能在听课参会，或者通过发表，识得志同道合、相濡以沫的伙伴，从而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。当然，这很难，就像马克思说的，“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，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…。”但，有志者，事竟成！
至于本科生，尤其是低年级同学，个人的建议如下。第一丰富知识储备、第二发展研究兴趣、第三养成独立/批判思考的习惯。具体怎么做？多听好课（尤其是颠覆思想的）、多读课外（尤其不同学科的）、多交学友、多相论辩。此外，无论本科或研究生，英语交流都至关紧要，曾经绊住多少英雄。如果英文能力不行，很难成为一流社科学者。所以，努力求学，莫忘英文！
本期采编：徐佳怡、罗 萍
审 核：张 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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